杨银禄谈江青行为。

附庸风雅又吝啬

1970年春日某日，江青忽然提议前往北京市宣武区新华街的荣宝斋一游。她言辞果断，表示即刻启程，不容我们提前探查路线。荣宝斋之地，乃康生向江青所荐。康生素来喜好挥毫泼墨，常至荣宝斋鉴赏文房四宝。

荣宝斋的员工目睹江青步入店内，无不感到震惊。毕竟，在“文革”时期，江青声名显赫，一时无两。那天，江青心情颇佳，便主动上前自我介绍道：“我是江青，大家不必紧张。我来此是观赏你们的文房四宝，若觉得合适，说不定还会挑选几件带回家。”

此刻，一名工作人员迅速召唤来他们的负责人，一同陪同江青进行参观与挑选。

江青细细鉴赏了明清时代的砚台、清朝的御用墨宝、精致的毛笔以及高级宣纸，此外还有诸多朝代书法大师与绘画大家的墨迹与名作。对这些瑰宝，她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时而对一件珍品恋恋不舍，时而对另一件作品爱不释手。指着这些无价之宝，她兴奋地表示：“这件我一定要，那件我也必须拥有。”

众人相互交换着目光，心中默默思忖：她的月收入不过区区两百，开销殆尽，储蓄寥寥，怎可能承担得起？然而，无人敢明言劝她减少选购。最终，她将大约十件商品搬上了车。

上了车，我鼓起勇气对江青言道：“你看，你挑选的那套文房四宝价格应该不菲吧？听说这类的物品颇为昂贵。”

她目光锐利地瞪了我一眼，不悦地开口道：“我对这些物品情有独钟，若资金不足，自可向主席求助，主席有稿酬可拿，你这番话岂不是多余？”我默然不语。

翌日，江青与我交谈时提及：“午膳过后，请至荣宝斋一探，询问我昨日所选之文房四宝的定价。”

遵照江青的指示，我前往荣宝斋。只见他们早已列好一份清单，详细标注了每件商品的名称、数量以及单价，总计金额为600元整。而他们向我提及的金额，则是经过降价后的最终价格。

当时购物皆无讨价还价之需，卖方所报价格即是成交价。更何况对方已明言降价，我自不便再行言辞，遂即刻将清单递交给江青审阅。

江青接过清单，眉头紧锁，沉思了片刻，方才开口：“我不需要了，立刻归还吧。”

她瞥了我一眼，接着说道：“并非我买不起，而是这些物品于我无用，立刻给我退回去。”

她深深吸了几口气，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这价格也未免太高了些，不过是几件不起眼的小物件，竟要价六七百元，这分明是故意宰我。我身上并无这么多余钱，又不能向主席开口求助，罢了，还是退掉吧。”

我们迅速将那些物品悉数退回。当荣宝斋的同事目睹我们退还江青所挑选的珍宝时，立刻显露出紧张的神色。

一位长者急忙表示：“对于此事，我们处理得并不理想，实在令人遗憾！”他带着歉意询问：“各位，我们该如何进行补救呢？”

我轻声安抚道：“不必担忧，无需多言，多谢你们的帮忙，辛苦了！”

“这礼物相当精美，我尤其钟爱象牙工艺的艺术品。不知该如何表达我的谢意？”稍作停顿后，她指示道：“麻烦你给总理的秘书钱嘉栋先生拨个电话，让他帮忙通知外交部，请外交部转达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小杨，你且回来，帮我找个人做一个精致的小木盒，把那象牙盒妥善安置其中，然后摆放在大客厅里，供人观赏。”

我言道：“打造一个小盒并无不可，钓鱼台的木工孔祥淼师傅技艺高超，定能胜任。然而，担忧其制作不够精致，若是粗糙不堪，置于客厅恐失雅观，犹如美人在破衣之下，反不如裸露更为动人。”

江青未能准确捕捉到我的话语，她询问道：“您说的是什么？何为裸摆？”

“我的意思是不制作木盒，而是直接将象牙盒置于客厅，让它以本来的形态展露出来。”我这样回应。

江青说道：“我已明了。对了，若这木盒制作得不得当，恐怕看起来就像骨灰盒一般，那可就糟糕了。”稍作沉思，她接着提议：“如此，何不在这盒子的表层镶嵌上一层银饰，想来会更加美观。”

“这银子确实不便宜，看这象牙盒的尺寸，光材料就耗费不少，再加上人工费，价格可不菲。若是再镶上银子，这象牙盒的原貌怕是要改变了，或许不镶银会更合适吧？”我这么提议，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

此刻，江青显得不悦，她眉头紧锁，目光锐利地斥责道：“无论我做什么，你都横加干涉。对我的指令，你总是以否定回应，而非直接赞同。从今往后，只准你回答‘是’，绝不允许你出口‘不’字。银子如此廉价，镶上一层银饰不过区区小钱，况且这并非出自你的口袋，你究竟在害怕什么？这么多无谓的闲言碎语，真是岂有此理！”

我温和地回应道：“江青同志，请您不必动怒，我并无他意，只是担忧您开销过大，造成浪费。您若坚持镶以银饰，我即刻便可为您寻觅相关人员前来处理。”

江青稍显平静之后，语气坚定地说：“无论是我个人的喜好，还是公家的开支，只要能让我感到愉悦，花费再多金钱也绝不算是浪费。对于党组织而言，我的快乐与健康的工作状态，远胜于一切物质上的考量，这是任何金钱都无法替代的。”她轻轻一挥手臂，语气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果断：“快去办理吧。”

我将毛主席与江青的管理员吴连登从中南海接到钓鱼台10号楼，江青的住所。我依照江青的指示，向他详细说明了装饰象牙盒的安排。吴连登迅速理解了江青的意图。

离开我的办公室后，我询问道：“江青同志目前还有多少存款余额？”

他坦言：“我的储蓄颇为有限，大约仅有二三百元而已。”

我们俩经过一番商议，决定以最低的成本来装点这个盒子。毕竟，若装饰费用超出了江青的储蓄，恐怕就会有些棘手了。

他言：“何须装饰之物？纯属徒费，她似乎并无多余之财可挥霍。”

我言道：“你且住口，我方才劝她摒弃装饰，她却对我一番指责，看来一番好意竟未得善报。”

他言：“若我将其取走并加以装饰，若她觉得不尽如人意，那我们便共同承担这责任。”

我说：“好，就这样。”

“这盒子的花费是多少？”

“花了250元。”

她脸色顿时转冷：“哎呀，250元？这怎么行！我不信。我总觉得银子很实惠，这么点小玩意儿，仅镶嵌了薄薄一层银片，竟要这么多钱，我深感可疑。麻烦出示一下发票让我过目。”

我迅速将发票递给她，她摘下眼镜，反复端详。在仔细观察小写的“250元”后，她惊讶地指出：“您看，‘25’后面的这个‘0’似乎是被后来添加上去的。在我看来，花费25元是相当合理的。”

我回应道：“确实花费了250元，您瞧见发票下方那显著的‘贰佰伍拾元’字样了吗？绝对没错。而且，发票上还明确标注了‘成本费’字样，这更证实了它的价格。这银片镶嵌得相当扎实，您不妨用手感受一下它的分量，确实颇为沉重。”

在仔细审视过那“贰佰伍拾元”的大字后，她额头上渗出了汗珠，猛地站起来，语气强烈地说道：“我并未让你如此挥霍！若早知需花费如此巨款，何必镶它？真是始料未及！你既然想到了，为何不坚持己见？作为秘书，你理应替领导把好关，你肩负着这份责任。吴连登同样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

她已后悔，我无话可说。

江青的锁骨断了

1971年7月29日，邬吉成与我一同为即将前往青岛休养的江青先行探路。据当地负责同志透露，毛主席的前妻贺子珍亦在青岛避暑疗养。

我们深知，江青对与贺子珍同住一城之事尤为忌讳，更是深怕二者偶遇。此问题棘手之极。若将贺子珍居住青岛的消息告知江青，恐将招致其将贺子珍驱离，从而引发不必要的纷争。而若隐瞒江青，待抵达青岛后若江青得知贺子珍亦在此，问题恐怕将更为严重，她必会对我冠以“欺君之罪”的罪名。回到北京后，经深思熟虑与反复研究，我决定向周总理请示并上报此事，以求听取总理的高见。

我成功联络了总理，简洁明了地向他汇报了我们前往青岛为江青探望事宜所做的准备工作，以及贺子珍在青岛疗养的情况。

总理在聆听完我的报告后，指出：“贺子珍同志在青岛休养，实为一个棘手问题。我认为，此事不宜对江青同志隐瞒，她应当知晓此事，并自行决定是否前往。你无需对此事多加过问，我将亲自与她沟通。”总理主动承担起这一难题，我们内心对总理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我们的顾虑实属多余。得知贺子珍在青岛休憩后，江青便对我说：“姓贺的在那儿又如何？她自个儿休息，我自个儿休息，各走各路，互不干涉。就算偶然相遇，也无关紧要。当然，尽量避免冲突为佳。我告诉你们，没人能拦住我前往想去的地方。”

既然江青已明确表态将坚定前往青岛，我们便不得不全力以赴，着手进行出发前的各项筹备工作。然而，有一项内容需特别详述，因其与本次议题紧密相连。

“我觉得自己现在身体状况良好，精力充沛，蹲下解手毫无问题，无需担心。”

江青在白日里尽情游玩，时光飞逝。然而，夜幕降临后，时间仿佛变得格外缓慢。尤其是临睡前的大小便，对她而言，成了难以克服的难题。首夜便遭遇了这一挑战，她在痰盂上仅蹲了短短不到一分钟，便难以坚持，只得直接坐下。坐了片刻，便忍不住抱怨臀部疼痛。护士随即寻来一个小型的游泳圈，将其置于痰盂之上，她才得以坐上去。然而，因游泳圈内充气，坐感不稳，左右摇晃不定。护士在旁左扶右持，费尽周折，终于帮助她完成了这次大小便。

翌日，我们为她挑选了一款小方凳，其表面由藤条精心编织而成。我们巧妙地将藤面裁去，将其改造成了一款实用的便凳。周围布置了柔软的沙发，江青对这改动表示了满意。数日前，她便坐在新凳上，小心维持着平衡，幸无意外发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警惕性逐渐减弱。

8月12日夜晚，江青在睡前服用了三次安眠药，由护士搀扶顺利完成大小便。入眠后，她在醒来时，意识模糊地起身坐在马桶上，不慎失足，左锁骨不幸撞击到马桶边缘，疼痛难忍。

13日清晨，她唤醒了我，带我至她的办公室。踏入房门，映入眼帘的是她坐在沙发上，头发凌乱，眼神空洞，右手无力地扶着左臂。

她见我步入室内，语气略显缓慢地说道：“小杨啊，我感觉我的锁骨可能出了问题，疼痛难忍。这里似乎有些不寻常，我感到极不安全。你立刻给总理拨个电话，告知他我希望能立刻返回北京，这里我已经无法再待下去了，每多停留一分钟，危险就多一分。”

14日，总理亲自回拨电话，应允江青返回京城。同时，特派吴阶平医生赴青岛迎接。

16日，江青返抵北京后，首要之举便是敦促我们迅速为她预约骨科专家，以检查其锁骨是否遭受骨折。随即，我们邀请了京城颇具盛誉的骨科权威，将诊断所需设备运至钓鱼台17号楼。经多次拍摄X光片，细致检查与分析后，专家最终确诊为锁骨轻微骨折。

在青岛期间，关于江青是否锁骨骨折的情况尚未明朗。她的神态并未显得过分紧张。然而，一旦得知骨折的消息，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陷入了坐立不安的状态。此刻，她内心涌起了愤怒，却又难以发泄。她深知，怒火不仅会干扰治疗进程，更可能影响骨折的愈合。尽管内心烦躁不已，她只能默默忍耐，尽管心中郁火难平，却只能强压怒火，默默忍受。

数旬已逝，所受摔伤之处已基本康复，无需再进行治疗或锻炼。

江青的锁骨康复后，某日她于大客厅内翻阅一本线装版的《红楼梦》。当我步入房间，她将书猛地掷于地上，对我发问：“你明明知晓贺子珍身在青岛，为何不直接告知我，反而让我前往那荒谬之地？我抵达后，为何不将她驱逐？让我们这对水火不容之人共居一城，这不是在戏弄我，让我出丑吗？你的意图何在？贺子珍算什么东西，她有何资格在青岛休憩？我身为政治局委员，在文革中始终奋勇当先，她竟敢与我平起平坐，这难道是你杨银禄有意为之？你在这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她话音至此，略微顿了顿，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言辞略显过激，遂补充道：“当然，您能够将我们俩安排至同一座城市居住，这并非您个人所能轻易做到的，我猜想这背后或许隐藏着某个大人物的巧妙布局。”

江青虽然自己解释说我没有能力安排她和贺子珍同时住在一个城市里，但是为发泄她的不满情绪，还是追问道：“你难道不知道我和姓贺的是什么关系吗？我再问你一次，她在那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这样做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难道不是想出我的丑吗？这件事被外国记者知道了，会被当成丑闻传播的，你知道吗？”

面对江青突如其来的连番质问，我瞬间未能寻得恰当的回答，只得沉默以对。

江青见我沉默不语，顿时显得焦急：“为何你不再作答？难道是哑口无言？是否触及了你的隐痛？”

面对江青的步步紧逼，沉默已不足以应对，我唯有坦率以对。我直言道：“关于贺子珍在青岛的情况，自我们从青岛执行任务归来后，便已向总理汇报。总理表示，他将亲自向您解释此事，而是否前往青岛，则全由您做主。”

江青怒斥道：“总理虽曾告知于我，但我当时仅是轻率地回应，未曾深思熟虑。你作为秘书，为何未及时提醒我，阻止我踏入那等不祥之地？你肩负的责任重大。若此事传扬海外，成为爆炸性新闻，不仅对我，对主席也将造成伤害！你难道不明白这其中的严重后果？”

“你当时对于前往青岛放松心情的渴望十分迫切，我不好轻易劝说你，生怕那会扫了你的兴致。考虑到你已在京城逗留多时，变换一下环境，到外地短暂休憩，对您的身心都将大有裨益。”我如此解释道。

“这事儿轻描淡写地看，你是在添乱；深入剖析，似乎是在故意挑起纷争。你还有什么好辩解的？越想阐明，越显得混乱。我觉得你心里肯定藏着什么，具体是什么，你应该心知肚明！”

江青的话语愈发激昂，她猛地自沙发上起身，径直向外走去，头也不回地留下：“你必须深思熟虑，此事还需向你追问，你必须详尽无遗地坦白。”出门之际，她再次强调：“今日我已疲惫不堪，此事远未结束，绝不允许你轻描淡写地了结！”

我心想，江青又要借题发挥整人了。每当这个时候，我们越解释后果越糟，她想怎样说就怎么去说吧，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实在不行了我再报告总理。

江青节外生枝的第二个问题就更没有道理了。

有一天，她质问我们说：“你们明明知道我晚上吃了安眠药以后站不稳，大小便时坐不稳，我去青岛，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带上马桶？你们是合计好了把我摔伤的呀！”她质问护士小赵：“把游泳圈放在痰盂上的办法是那个周淑英教你这样做的吧？”

我听了以后实在憋不住，忍不下去了，就解释说：“你到青岛之前，你说你觉得身体不错，有劲了，解大小便能蹲得住，不叫我们带马桶。我们尊重你的意见，才没有坚持带上它，结果你被摔了，我们也后悔没有带上马桶，今后，我们一定会接受教训。”

江青用手推了一下镜框说：“接受教训？你倒说得轻松。教训，这可是血的教训啊！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的痛苦和折磨谁来赔偿？这是一件政治事件。不是你们如何接受教训的问题，而是要把这次事件的后台揪出来的问题。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周，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是有后台指挥的呀！既有现场指挥，又有遥控指挥，里应外合配合得不错呀！我看在青岛是有人把你们给收买了。”

我们说：“你被摔伤的事，绝对没有什么现场和后台作指挥，是我们的工作想得不周到，不细致，今后一定把工作做到周到、细致。”

江青的锁骨摔坏了的问题完全是她自己造成的，不让我们带马桶是她的意见，在痰盂上放游泳圈是她出的主意。她为了整人，不顾事实，寻找借口，三番五次地逼迫我们说出所谓的“幕后指挥者”。

关于查出幕后指挥者的问题，她对所有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都讲遍了，但是，没有一个中央领导同意她的说法，他们听了只是一笑了之。她看没有人同情、支持她的说法，也就冷了下来，以后一遇机会，又旧话重提。

“九一三”事件以后，有一天，江青把我叫去，对我说：“我总觉得我在青岛摔坏锁骨有问题。你小杨是这里的党支部书记，又是组织上派到我这里来的秘书，你的政治立场可要站稳呀，在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不要迷失方向，放走一个坏人。我问你，我被摔坏锁骨的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的时候，李作鹏是不是到我住的那栋楼里去了？”

“他是去了。”我实事求是地回答。

“他在那个时候干什么去了？”江青进一步追问。

“他那天早晨问我：江青同志今天有什么活动，我们好作准备。”我说。

“不对吧，哪有那么巧合？我刚刚被摔坏，他就跑去了，他显然知道那天晚上我要出事，我怀疑是他亲自指挥你们把我摔坏的，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中肯定有内奸和特务，我要把他们揪出来！这件事，我要请总理出面调查清楚。你知道内情不说也没有关系，等我调查清楚了连你一锅端。要么你是直接参与者，要么你是知情不报。在我身边的人员中，无论哪一位有问题，你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江青狠狠地说。

“九一三”事件以后，李作鹏已经变成了死老虎，再怎么打也没有什么意义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的用心，不仅要揪出“内奸”，更要揪出李作鹏背后的那个所谓的遥控者，来个一箭双雕。

在这起事件中，江青对我施以了诱惑、逼迫以及恫吓的手段。我秉持着“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心态，面对江青的质询，除了实事求是地给予简短回应外，绝不发表任何个人观点。因为她对我了如指掌，一旦我表示赞同她的看法，她便会视我的话语为珍宝，立刻命令我撰写证明材料。然而，我并无证据，不能随意陷害他人，我绝不做缺德之事，深知害人终将自食其果。若我表示反对，她便会指责我对其不忠，对我恶语相向，甚至诬陷我包庇坏人，怀疑我与他人有何关联，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保持沉默便成了最明智的选择。

江青见我对她的话语毫无回应，于是提高音量质问道：“为何对我的言辞你毫无表态？我猜你心中有所顾忌，难以启齿，我的话是否准确？你倒是说句话啊！”

“您今日所述，我已仔细聆听，然而，鉴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我确实无法对此事提出任何具体的观点。建议此事交由组织进行深入调查。”我平静地如此回应。

“那就这样吧，我将请求组织上派遣专人进行调查，并且我对调查结果能够水落石出充满信心。一旦调查结果显示确有疑点，若有人背叛，供出了你或者我身边的人，那时你将难以置身事外，你尽管去吧。”江青一边气忿地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一边说道。

我无奈出门。

栈桥、照相、高炮事件

1971年8月5日的午后，江青抵达了青岛，并入住于市委接待处的9号楼。翌日清晨，她便迫不及待地提出想要游览鲁迅公园、栈桥以及浴场。面对我们工作人员的多次劝诫：“此刻您不宜前往这些地方，因我们尚未做好充分准备，若发生意外，恐难向领导交代。”然而，江青却置若罔闻，坚持己见，决心一去不复返。

抵达鲁迅公园时，游客稀少，江青的身影亦未现。我们踏入园中，恰遇从中央警卫团调至青岛警备区任职的老友任吉臣。自离别已多年，能在此重逢，心中喜悦难掩，然而鉴于江青的多疑性格，且她并不认识任吉臣，若我们贸然握手，恐怕会招致江青的猜疑，引发不必要的麻烦。任吉臣在警卫工作方面经验丰富，江青在园中漫步半小时，并未遭遇任何困扰。

抵达栈桥之际，众多民众惊喜地发现了江青的身影，他们纷纷高呼：“学习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同志！毛主席万岁！”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响彻云霄。闻声而来的群众，将江青团团围住。

江青喜形于色，欢快地手舞足蹈，时而挥手致意，时而热情问候，还拖着长音高呼：“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我谨代表毛主席向大家致以诚挚的问候！”江青的这一系列动作，引得围观群众络绎不绝，导致交通一度拥堵。警备区的领导担心事态扩大，迅速调集了数百名解放军战士，组成人墙，才终于将江青从人群的包围中解救出来。

返抵住所后，江青激动地向我询问：“今日聚集如此众多民众，是他们有组织地前来，还是纯粹自发而来？”

我言：“今日你赴栈桥，事前并未作何准备，想来是民众自发而成吧。”

江青欣喜地说：“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今天我无比开心，就喜欢这样的气氛，已经两年多未曾有此等景象了！”

地处京城千里之外的青岛市民，对江青的了解并不深入，他们之所以高呼口号，源于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纯真阶级情感。众多民众围观，仅是出于凑热闹的心态，而江青却误以为这股热情源自于个人，内心洋溢着喜悦与满足。

8月7日清晨，江青在吴法宪、李作鹏的陪同下，于海上拍摄照片。拍照军舰时，时而要求舰艇变换队形，时而又需调整阵势，令旗语兵汗流浃背，忙碌穿梭的舰艇在指挥下往来不息，吴、李二人虽心有余悸，却无奈只能干着急，汗珠不断从额头滴落。

江青满脸得意地摆好姿势拍照，尽情享受着游玩的乐趣。她无畏海风的侵袭，不惧烈日的炙烤，相机快门声此起彼伏，咔嚓咔嚓地记录下每一个精彩瞬间。

拍摄结束后，江青对吴、李的相伴表示由衷的感激，也对舰艇上的全体官兵表达了诚挚的谢意。她亲自吩咐旗语手用旗语向参与今日摄影的每一位指战员传递问候：“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8月7日正午时分，江青提出要前往薛家岛，一睹当地民兵的风采以及海岛的自然风光。

江青走下战舰，登上吉普车开始攀登山峦。道路崎岖，蜿蜒曲折，行走艰难，她在车内左右摇晃，宛如摇动煤球。我关切地询问：“您还好吗？能否继续？”她轻松地回应：“没关系，挺有趣的。”

踏入岛屿之后，江青与驻岛解放军官兵及民兵们谈笑风生，一同品尝了西瓜，留下了合影。我们难得一睹她如此欢愉的神情。

归途中，她刻意表现出“亲民”的姿态，时而召集正挥锤打石或是辛勤劳作的村民前来合影。有些群众甚至来不及放下手中的农具，手持镰刀、锄头、锤子匆匆跑来。面对这些满头大汗、手握泥土的农民，江青热情握手，亲切问候，并忙着拍照留念，显得格外忙碌而快乐。

当日上午，江青指示我拨通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电话，请求杨司令派其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晋国强前来。江青表示：“我有事需要与保卫部长单独沟通，具体事宜你不必过问。”不久，晋部长便抵达。他自我介绍道：

“我是晋国强，担任济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江青首长，您找我？”我回应：“是的。”随后，我引导他进入室内，随即离开。

“老邬所言极是，我们就这样去做。”

“终于又能尝到家乡的味道了。”剩余的煎饼则分给了我们这些从北京而来的人员共享。

8日，江青投身大海，畅游一番后，沐浴更衣，于沙滩上一块礁石上安坐。回忆如潮水般涌现，她感慨道：

“幼时家境贫寒，父亲身为木匠，性情暴烈，常对我们母女施以苛责与殴打。及至我赴济南求学，离别济南后，便来到了青岛。在青岛的日子里，我常来此地，于这块礁石上嬉戏。而后，我又迁往上海，正是从这里踏上了征程。这里，便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我投身革命事业的起点。我对这里情有独钟，此次重返青岛，便是为了重温旧梦，因此心中喜悦无比。”

9日，江青依然兴致勃勃地投身海中畅游，尽情享受沙滩的日光浴。

10日，江青计划前往太平角参观100毫米口径的高炮阵地。事前得知该地正在进行施工，便指示济南军区保卫部部长晋国强进行细致的检查，并严格部署，要求立即暂停施工与发射炮弹，确保将废墟清理至尽，务求万无一失，保障安全。

在所有准备工作完成后，江青却因休息而未能按时抵达。施工队伍在用过晚餐后，鉴于天色已晚且刚经历了一场雨，便认定江青不会前来。为确保次日工程不受影响，他们便重新启动了爆破作业。炮声响起之后，江青在李作鹏、杨得志、袁升平的陪同下，乘坐汽车浩荡而至，参观高炮阵地。正当江青步出车辆之际，施工区域突然传来两声巨响，爆炸产生的碎石飞溅至三四十米之高，大量石粉散落至其汽车附近。经调查，爆炸原由是两个未爆炸的炮弹所致。

守卫人员迅速冲上前，全力保护江青的安全。李作鹏受到极大惊吓，急忙向江青致以诚挚的歉意。他面露惊恐，嘴唇颤抖地检讨道：“江青同志，我方准备工作疏忽，保护措施未能到位，让您受到了惊吓，对此我深感歉意。请您予以批评，我们定当吸取教训。”

当时，江青显得镇定自若，她反复强调：“没事，真的没事，无需惊慌失措，不必大惊小怪。出门在外，总会有些意外发生，我如今不还是安然无恙吗？无需进行任何检讨，这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是被惊吓的人，不是我自己，你们才是。怎么，你不是久经沙场的将军吗？”

11日晚，北海舰队司令员马忠全、政治部主任孙训，于总督府设宴款待了江青。李作鹏、杨得志、袁升平等亦在座。江青心情愉悦，手持香槟酒，频频向主人们举杯敬酒。她大声对我们说道：“自北京而来，陪伴在我身边的同志们，你们跟随我已有数年，我从未与你们共饮，今日破例，举杯同庆！”言罢，她一饮而尽。我前所未见，她竟如此欢愉。

经过一个月的时日，林彪的反革命团伙终告覆灭。江青为彰显与该集团划清界限的决心，将游览栈桥时民众的围观描述为林彪指使的精心布局，意在人群密集之际对她下手，称之为“栈桥事件”；将薛家岛为农民拍照的行为，诬指为林彪亲信策划，恶徒手持凶器企图加害于她，称之为“照相事件”；将参观高炮阵地之举，诬称为林彪“既成阴谋”的“高炮事件”。在审查这些所谓“事件”的过程中，众多无辜者遭受伤害，其中不乏丧命者。

对邓小平复出持肯定态度。

“你何不坐在这里阅读呢？”

我说：“好好好。”

我坐在沙发上仔细一看，是8月3日邓小平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批判了林彪。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写了一段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2]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是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讲一遍。”

我仔细阅读完毕，随即转身对江青同志说道：“江青同志，我已经看完了。”

江青此时语气凝重地言道：“我今日违背了保密规定，让你观摩了这份至关重要的文件。之所以请你过目，主要是想听听你对于主席批示的意见，请你谈谈。”

我坦言：“我所观所想尚未充分吸收，尚且不敢妄加评论，生怕言辞失准。因此，我非常期待听听江青同志的高见。”

她目光锐利地向我投来一瞥，语气坚定地开口：“听好，何必再左顾右盼？大胆说出来，无论对错，都不会对你有所责罚。毫无顾忌地讲出来，无妨。”

她并未要求我作出说明，但我还是表达了我的观点：“首先，从主席的批示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与刘少奇同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是根本性的。其次，主席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是肯定的。这两点便是我所持有的看法。”

江青问：“你如何看待对邓的处理？”

当时，我心中思忖，这或许正是江青让我审阅文件的核心所在，亦是她询问我的核心议题。于是，我斗胆直言：“或许主席有意要重用他，赋予他新的使命。”

江青言道：“首先，第二点无需你多言，主席的批示已讲得十分明白。至于第三点，你的分析颇有见地，我承认你具备了一定的政治敏锐度和预见性。”她不悦地补充道：“我看来主席已然决意，打算重新起用他。主席一旦下定决心，我便无话可说了，唯有遵从，毕竟下级应当服从上级。身为主席的学生，我自当听从老师的指导，拥护并执行老师的决定。我坚信主席的决策总是明智的。听闻邓的信是汪东兴同志亲自递交给主席的。汪与邓之间关系匪浅。”

1972年12月17日之夜，周恩来造访毛泽东的住所，在谈及老干部问题时，毛泽东提及谭震林：“他依旧是个好同志，理应让他重返岗位。”翌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与汪东兴，委托他们具体负责安排谭震林复职事宜。同时，他趁此机会提出，邓小平同志及其家人曾请求协助处理相关事务，并希望他们也对此予以考虑，毛泽东主席亦曾数次提及此事。此后，周恩来再次与他们二人面谈，商讨邓小平同志复出的问题。

12月27日，纪登奎与汪东兴遵循周恩来总理的批示，草拟了一份关于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提议函，并呈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随后向毛泽东请示，并获得了毛泽东的批准。

1973年二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批准邓小平及其家人返回北京。

1973年3月10日，应毛泽东同志的倡议，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籍及国务院副总理职位的决定》。

江青审阅完中央文件后，指向我说：“瞧，你之前在广州提及‘主席将重用邓小平’的观点似乎得到了印证，这不，他已经开始恢复职务了。未来他可能会有更多重用，不是吗？我对主席的性格有了解，他疑人不用，用则深信不疑，未来主席可能会让他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鉴于总理的健康状况，不管怎样安排，我都支持主席的决策。”

从江青的表情看，从江青的语调听，她口头上讲拥护主席的决定，但是，从她的骨子里很不愿意叫邓小平出来工作，很害怕邓小平出来工作，表里很不一致。

邓小平重返北京，重获副总理之职后，江青显得颇感不悦，烦躁不已。一日，江青将邓小平召至其居所钓鱼台10号楼。她对邓小平颇显无礼，既未邀请其至办公室，也未邀请至客厅交谈，而是让他站在门厅，更未提及让他坐下。江青独坐于椅上，邓小平则站在她面前，静默地聆听她的言语。江青开口道：“邓小平同志，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确实犯了错误。主席对犯错者秉持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主席对你格外宽宏，不计前嫌，将你与刘少奇严格区分开来，重新启用你，并将你安排在如此重要的岗位。你理应感激主席，一边工作，一边改正错误。人难免犯错误，但可怕的是不知悔改，一旦改过，便是良药。”

邓小平闻言，仅淡淡回应：“心怀感激，既对毛主席的教诲铭记于心，也对江青同志的警示表示谢意。”

批判“二月逆流”作用

1967年“一月风暴”的余波未平，毛主席便着手筹划新的战略布局，他下令周总理召开会议进行深入研讨。2月14日午后三时，周总理在位于中南海怀仁堂北侧的会议室，主持召开了党政军各级负责人参与的日常工作会议，以及中央文革成员的紧急碰头会。与会者包括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康生、陈伯达、王力、张春桥、姚文元等众多要员。会议中，双方阵营分明，一方为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领导人，另一方则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双方围绕“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等诸多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与交锋。

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徐向前对“中央文革小组”试图扰乱军队秩序的行径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徐向前以丰富的事实依据，对将刘志坚定性为叛徒的举动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叶剑英则针对未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便擅自将上海市更名为上海公社，以及各企事业单位丧失党的基层领导等异常现象，提出了严肃而深刻的批评。

刘志坚，湖南平江人士，1928年投身平江起义，历经长征，后荣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他肩负重任，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及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之职。“文革”期间，刘志坚身兼“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及“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要职。在“一月风暴”风波中，随着陶铸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被贬，刘志坚亦沦为批斗的目标。1月3日，红卫兵欲对陈毅元帅进行揪斗，叶剑英元帅委派刘志坚前往平息事态。翌日，周总理与刘志坚在人民大会堂与学生代表进行了交谈。刘志坚表示，若陈毅同志在军队讲话中有所不妥，首先应负责任的是他本人，因他当时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康生情绪激动，宣称要揭开军队内部阶级斗争的真相，矛头直指刘志坚。自此，刘志坚屡遭批斗，终被定性为“叛徒”。

于2月16日的会议中，谭震林毅然对“中央文革小组”发表尖锐批评：“你们的意图，无非是想逐个铲除老干部。一个个将他们击垮……江青意图将我诬陷为反革命。照此情形，就让你们这些人继续吧！我不再参与！即便砍头、入狱、开除党籍……”言罢，谭震林径直起身欲离场。

陈毅紧接着谭震林的言辞，激昂地喊道：“停下脚步，与他们展开斗争！”

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错误举措，表达了个人的观点。同时，他们也对延安整风时期，抢救运动中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残酷斗争与无情打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让你们这些人去干吧！我可干不了！”他们还声称，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对文化大革命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这一小撮人故意断章取义，夸大事实，向毛主席汇报，目的正是挑起毛主席对老帅们的反感。

2月18日晚，毛泽东主席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举行会议，对老一辈革命家在碰头会上的发言给予了严肃的指正。

“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即是反对毛主席”，“保护老干部，即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叛徒、内奸、特务。”更指责他们“反对毛主席”，其真实目的是“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江青的高级军师康生甚至将碰头会描述为“一场政变预演，一场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是自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为严重的反党事件！”

“生活会”落幕之后，中央党、政、军、文各领域的“碰头会”亦随之废止，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接管了中央政治局，而军委办事组则取代了军委常委会的职能。自此，江青及其一众势力手中的权力愈发膨胀，江青也因此变得更加无所顾忌，对反对派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打击。

“谭震林的黑报告即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谭震林背叛毛主席，罪行滔天！”等激昂口号。

在江青的煽动下，反“二月逆流”的运动越搞越大，声浪越来越高。3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十万学生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喊“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口号。

3月24日，北京市设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批判余秋里联络站”。紧接着，4月1日，外事部门亦设立了“批判陈毅联络站”。至4月5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业交通、基本建设等部门相继成立了“批判薄一波、批判余秋里、批判谷牧联络会”等机构。在这些联络机构的影响与推动下，批判谭震林、批判陈毅、批判余秋里、批判谷牧的活动，在北京以及全国诸多大城市中此起彼伏，浪潮迭起。

在发动和指导“二月逆流”这场运动的过程中，江青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3]

1970年夏日，继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后，尤其是自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并摔亡以来，毛主席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冷静反思，并对部分错误行为着手进行纠正。

1971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作出决策，解散军委办事组，并设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领导的军委办公会议，以处理军委的日常事务。次日，毛泽东主席在会见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时，对“二月逆流”事件作出平反，表示：“你们今后不要再提及他们（指叶剑英等同志）的‘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的本质是什么？是他们针对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等人进行抵制。”

江青闻悉毛主席已为“二月逆流”事件予以平反，内心既感意外，又充满忧虑。

10月15日的午后两点钟，江青指示我拨打电话，邀请康生、张春桥以及姚文元莅临钓鱼台10号楼。在我完成电话通知后，她便前往大客厅静候他们的到来。不久，他们便抵达了，我引领他们进入大客厅后便随即离开了。

约莫凌晨三点，总理的电话打破了夜的宁静，寻至大客厅门外，我依照规矩轻轻敲响了门扉（须知，江青的居所非请莫入，若需进入，务必先行敲门。否则，轻则得罪，重则生变），待她应允后，我才小心翼翼地推门而入。

通常情况下，当我们在场时，他们讨论问题会变得沉默，担心我们听见讨论内容。但这一次，或许是江青情绪激动，面对我的到来，她却与往常不同，没有停止谈话，她说道：“‘二月逆流’之事怎能轻易忽略？我打算找个机会向主席提起。”

老谋深算的康生说：“主席也没有责怪我们，何必引火烧身呢？主席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嘛（康生当时说话的语气是讽刺性的），不要再说什么了，你应该了解主席的脾气。”

张春桥言道：“康老所言颇合情理，若向主席提及此事，似乎显得我们在该问题上有所疑虑。”

姚文元目光炯炯，默默颔首，不语而应，流露出对康生、张春桥观点的赞同之意。

踏入房间后，我面朝他们而立，江青并未询问我的来意。她正沉浸在谈话之中，我欲汇报却又不敢打扰，而她又不允许我离开，这让我感到十分为难。

稍作停歇后，我主动向前走了一步。江青询问我：“小杨，有何要事？”

请总理接电话。

江青起身走向大门，走了几步后，转身对身旁的三人询问道：“难道是总理影响了主席的决定？为何‘二月逆流’的问题能轻易地被搁置呢？”

众人静默不语，对江青的话无动于衷。江青走出宽敞的大客厅，询问道：“请问总理的电话号码是在哪里？”

“就在你办公室。”

江青挂断电话后，步出办公室，脸上带着一丝不悦。

在他们离开之后，江青将我召唤至身边，并询问：“你听见了我们之前的对话了吗？现在立刻去告诉你那主人！我可不是那种会因为你的告密而退缩的人！”

江青担心我会将我们之间的对话内容透露给周总理，然而她却不愿直接向我表明立场，反而故意摆出一副主子对待仆人的姿态和语气，试图以此威慑我。

我疑惑地问道：“江青同志所言何意？这状是告向何人？”

“你这么个才智过人的人，怎么装得如此不明智？我指的是之前我与康老、春桥、文元同志商讨关于‘二月逆流’的事情，现在就去向你的上级汇报吧！”

我回应道：“抱歉，我并未真正听懂你们的对话内容。我的职责仅仅是通报总理来电，指示您接听电话，对此余下的对话内容并未留意。至于您提及的‘我的主子’，我实不知其所指。”

“杨银禄，今日你似乎勇气倍增，竟敢反驳我，还敢质疑我，真是大胆至极。如此行为，若继续下去，你难道不明白会有何等后果吗？”江青面露怒色，语气中带着明显的烦躁，“请你离开，我在这里感到非常不安。”

我重返办公室，静候她的裁决。然而，我内心却十分平静，深知自己并无过错。我暗自思忖：若江青对我施以任何形式的管控，我必将设法向总理汇报事实真相。

“你去给主席打个电话，若主席精神状态良好，我想亲自去探望他。”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江青到主席那里去非常困难，这一次不知为什么，主席很快回复：“请江青来吧。”那个时候路上的汽车还不多，不堵车，大约15分钟就从钓鱼台到了中南海。

江青进入主席的住处40多分钟就出来了。只见她紧皱眉头，脸色发青，从神情上可以看出，这次谈话是不愉快的。

江青为“二月逆流”平反的问题去找主席，引火烧身了，据知情的人对我说：主席对江青阻挠为“二月逆流”平反很不高兴。主席对江青说，老帅们反对林彪、陈伯达、王、关、戚，也是反对你的。主席指了指江青说，你去查一查，是谁最先提出了“二月逆流”这个词的？你不是对为“二月逆流”平反很看重吗？你查清楚最先提出这个词的人，告诉我。

江青从中南海回到钓鱼台以后，火气可就大了，她质问我：“关于我们谈到‘二月逆流’的问题你是不是向总理报告了？不然，我跟主席谈到对‘二月逆流’平反问题时，主席那样不高兴。你老实回答我，是不是你报告总理了，你说清楚了没有事，我可以保护你，你不说，如果叫我查出来，你就没有好下场了！你好好掂量掂量，哪头重，哪头轻？”

尽管江青如此咆哮，但我心里是坦然的，我心想，不管来自何方的压力，没有干的事，刀子搁在脖子上也不能承认。如果昧着良心说报告了总理，我的下场会更惨。一方面她可以给我扣上“挑拨政治局委员之间关系”的罪名；另一方面她还可以找到总理向毛主席告状的根据。

于是，我坦然地对江青说：“我保证绝对没有向任何人讲过你们谈话的事。一是我没有听清楚你们所谈的内容是什么；二是我们有严格的保密纪律，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守口如瓶。”

她说：“那好吧。你给我查一查我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场合讲过‘二月逆流’的定义？我没有讲过嘛！查清了告诉我。”

听闻她命我探寻“二月逆流”一语的来龙去脉，我顿时感到一阵紧张。这问题，无疑是个棘手的难题，一个让我不敢轻易涉足的领域。

为何如此纠结？若我答应帮她调查，实则不难查清，真正棘手的是查清后的应对。若如实相告，江青必会反咬一口，指责我搜集她的负面资料；若隐瞒真相，她便会将“二月逆流”的罪名转嫁给他人，从而洗脱自己的嫌疑。她意图利用我来替她堵住他人的口。

我对她表示：“江青同志，关于反对‘二月逆流’的事件发生在1967年的2月至3月，那时我尚未加入您的工作团队，对相关情况并不了解。此外，中办提供的文件和讲话资料通常每两个月退还一次，那时的文件和资料恐怕早已从您这里移走，此处无法查阅，在其他单位查询可能也不太便利。考虑到您的工作繁重，如果我去四处搜集资料，可能会干扰到为您服务的效率，您是否可以考虑通过组织机构来协助查询？”

聪慧的江青听闻我的言辞，立刻察觉到我并不愿意协助她进行查阅，不愿伸出援手。随即，她不悦地回应道：“罢了罢了，无需你费心，我会找其他人来帮忙。”

她恐怕不会通过组织渠道被查到，若是组织介入并查个水落石出，必定会通过组织途径向上汇报，甚至可能报告至中央，这样一来，她的所有秘密都将暴露无遗。

数日后，中央政治局于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会议，江青骤然离席，高声呼喊：“小杨！小杨在何处？”

听到江青呼唤，我立刻从屏风后走出。

"小杨，进去吧。"

她并未明确告知我进会议室的目的，我亦不敢贸然询问，于是便随她步入会议室。观察与会政治局委员的神情，我敏锐地察觉到他们的面容都透露出严肃，心中不禁推测出个中缘由。

江青挺胸叉腰，高声质问：“小杨，你敢当众宣称‘二月逆流’的口号最初是由我提出的吗？难道我没有让你去调查过吗？”

面对江青的提问，我一时竟不知该如何作答，沉默了约有10秒钟，未发一言。

江青语气严厉地质问：“你哑口无言了？快回答！”在紧迫的催促下，我未经深思熟虑，便脱口回应：“我尚未腾出时间查阅。”

江青情绪激动地表示：“不对，我早已告知你多日，为何至今仍未查明？我看你是查出了不敢直言，快说，立刻说！”

“银禄同志不是已经明确表示尚未腾出时间来调查吗，何须急切追问呢！”他挥了挥手，示意道：“请银禄同志先行退下。”

江青将我唤入会议室，意图让我在各位领导人面前诬称她未曾提及“二月逆流”一语。然而，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自是不可能违背本心，说出这种谎言。

江青返回钓鱼台，将我唤至她的办公室，怒气冲冲地扔下文件包，大声指责道：“你这个微不足道的官吏，竟敢对我这个政治局委员视而不见。为何在政治局会议上不遵从我意愿回应问题？你如此坚持原则，竟敢坚持到我面前，难道是想换个居住之地？”面对这种境况，我觉得无论怎样辩解都是徒劳，唯有选择沉默。

江青的精力毕竟有限，她在会上已充分发泄，回到住地依旧闹腾，终至筋疲力尽。于是她言道：“且待观之，你先行一步，让我稍作休息。”

我回身欲离去，她却大声呼喊：“站住，你必须听清楚，此事尚未了结。向来，我总是青睐那些听从我言的人，那些违背我意者，终将自食恶果，这一点你心知肚明！若你胆敢不听我言，那么阎长贵今日之境遇，便是你未来的写照。我并非危言耸听，你务必三思。”她再次对我抛出了令人畏惧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