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张闻天和康生之间的一次谈话，让人觉得意味深长。
编者按：在延安整风时期，康生提出了一个“抢救运动”，整了很多人。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住在康生家隔壁的张闻天曾为此与他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张闻天对康生整那么多干部，尤其是来延安的知识青年感到不满，尤其是这些人被说成是“特务”。张闻天当面对康生说，知识分子哪来这么多特务？他严肃指出，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来，有些人社会关系复杂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问题，反而说明他们是“叛逆者”。康生拿了一些所谓“防奸经验”的材料，张闻天看后明确表示不相信，认为这里面有很多是假的，是被逼出来的。而康生却硬说这些材料是真的。经过一番争论，张闻天觉得说不通，就把自己的意见反映给了任弼时，后来任弼时又反映给了毛泽东，才得以制止。这件事让康生心有不甘，并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报复了张闻天。
在五十年代，北京的景山后街住着两位高级官员。其中一位是曾经担任过党的总书记，后来成为外交部副部长的张闻天。另一位是康生，他在延安时期因权力而发起过“抢救运动”，解放后长期休养。
这两家虽然只隔了一堵墙，但平时很少互相走动。最初，因为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他们两人都从中央政治局委员降为了候补委员。然而，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之后，他们的境遇却有了很大的不同。
张闻天因为在会议上直接指出了“大跃进”期间的一些严重问题，被错误地归类为反党集团的一员，与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等人一起受到了长期不公正的对待，直至去世都未能平反。而康生由于擅长投机取巧和使用阴谋手段，再次获得了高层职位，最终成为了中央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
四十年过去了，张闻天的冤案已经得到了中央的平反，而康生则是死后来被开除党籍。现在了解到，张闻天的冤案固然与毛泽东晚年犯下的错误有关，但康生在这期间的推波助澜，也是冤案升级的重要因素。
张闻天被冤枉的罪名中最荒谬的一项是所谓的“与外国勾结”。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根据的指控。为了给这个指控找“证据”，康生捏造了一个和“苏修”有联系的“郭肇唐事件”。郭肇唐原本是中共早期的一员。张闻天很早就认识他，后来两人又在苏联的红色教授学院成为同学，和王稼祥、沈泽民一起被称为“四大教授”。
张闻天学成后不久，回到了国内，而郭则留在了苏联，成为了苏联公民。郭在三十年代苏联的肃反运动中受到了迫害，被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十多年。直到斯大林去世后，郭才被释放出来，被安排在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当研究员。
1957年，周总理访问苏联时，郭直接向总理表达了想回祖国看看的愿望，总理当即表示欢迎。随后，在国内正式邀请下，郭在1957年和1958年先后两次回国，每次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和郭二三十年代在苏联有过交往的老朋友、老同学纷纷前来相聚，大家畅谈往事，共叙友情，张闻天也不例外。而郭和张的初次会面，则是通过康生的引见。因为康生曾在列宁学院学习时，郭肇唐是他的老师。这次访问中，郭先去看望了康生，康生还特意送给了老师两只浙江金华火腿。
郭说要去看望老同学张闻天，康便告诉郭张就住在隔壁，并主动带郭去了张闻天家。从那以后，张闻天和这位老同学又开始交往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后来康生却反过来对这件事大做文章，说张闻天和郭交往是“里通外国”的罪证，硬加在张闻天的头上。
闻天因所谓“里通外国”罪名被捕，这最初是在庐山会议上被提到的。至于张同郭肇唐交往的调查，则是在庐山会议结束后，单独召开的外事会议上提出的。然而，这当时只是几个嫌疑问题之一。
康生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最终导致成立专案审查小组，是在1962年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那时，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党内重提阶级斗争，掀起了大规模的“翻案风”。这次全会没有让张闻天出席，他只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预备会议，并在西南小组会上作了几次检讨发言。
9月12日小组会议时，张即就所谓的“里通外国”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已向中央说明，我认为尽管这种怀疑有其缘由，但缺乏依据，并请求中央长期观察我。”他还说：“我相信真相终会大白。”然而，到了18日的小组会议上，这个问题遭到了强烈攻击，康生在这场攻击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仅在这方面他就至少发了四次言。
为了给张闻天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他首先神神秘秘地把郭肇唐说成是从来华访问开始就是一个专搞情报的“间谍”。他认为郭肇唐研究中国问题和来中国的目的都是为了搞情报，因为郭肇唐是赫鲁晓夫领导下释放的，所以他一定要给赫鲁晓夫报恩。同时，他还把自己描绘得对这个“间谍”早就抱有高度警惕。然而，很早就有人反映，郭肇唐来华后拿给一些国内同志看的一封中共高层的复函，恰恰就是康生的亲笔，其中清楚地写着：我们知道你的情况，对你是信任的。
康生抓住张闻天的一个“要害”问题，说张闻天把党的文件给了郭肇唐看。这件事在当时被说得非常严重，但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事实是：1957年，郭肇唐第一次来中国，了解了一些中国的国情后，认为苏联很多人对中国并不真正了解。为了更准确地了解中国，宣传中国，他对张闻天说，他过去是中共党员，现在在研究中国问题，想了解一些党的政策，能否让他看看普通党员能看的党内文件。
那时，中苏关系还很友好，两党中央之间有些内部文件是可以交换的。不过，作为外事纪律，张闻天还是请示了上级，一开始没有答复，所以没有给他看。1958年，郭又提出这个要求，张闻天再次请示，这次得到了批准，说可以试试。于是，张闻天通知了驻苏使馆，给他看了一些一般党员可以看的文件材料。
在会议上，张闻天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有些同志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核实，但康生却立刻严厉批评张闻天，说他这是在往上推卸责任。康生用不容置疑的语气断定：“这肯定是里通外国的行为。”他还说：“我看给他戴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是合适的，是正确的。”
康生紧紧抓住张闻天“里通外国”这个话题不放，这背后肯定和当时中苏之间的矛盾有关。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迎合高层的意图，想通过外部压力来解决内部问题。1958年，我国开始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件事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同时也成了中苏之间的一个分歧点。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在8月2日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开头就批评张闻天，说他是不是去东海龙王那里搞来了那么多材料？这句话其实是在暗示张闻天可能和国际上反华势力有勾连。
有意思的是，在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和张闻天差不多同时去了东欧，路上经过了苏联。最初怀疑他们俩可能在私下里与外国勾结，这事儿就和那次出行有关。
张闻天在自我反省时坦诚，他对“三面红旗”的看法与苏联共产党有相似之处，但他坚决否认这是背叛国家和党的行为。他在一次外事会议上提到，如果因为他在“思想上”与苏联领导人在反对党的路线方面有共同点，就被认为有“里应外合”的嫌疑，他可以接受；但如果认为他在“组织上”，比如情报活动方面有这种行为，他是坚决不同意的，因为事实根本不存在。
他也很坦白地说，为了弄清楚苏联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真实看法，在1959年和郭肇唐交流时确实问过这方面的事情。郭告诉他，苏联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对中国的人民公社有一些保留意见，并提到苏联的真理报和哲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批评了“大跃进”中的一些观点，认为它们有些过于简单化。不过，这些在苏联当时也不是什么秘密。
关于庐山会议的不公正对待，张闻天最感到委屈的是被指责为“通敌外国”。他曾对妻子刘英表示，说他反对“三面红旗”，这还只是看法不同，但说他“通敌外国”，这实在是太冤了。刘英说，以前从未见他哭过，这次却泪流满面。
根据现有资料，康生在庐山会议期间非常活跃，他在庐山对彭德怀和张闻天的批判发言，以及1962年的多次质问都有记载。康生当时之所以能这么活跃，主要是因为他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行事。他六十年代在党内重新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利用这面旗帜，取得了多次打击异己的成功。
在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在北戴河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批判“单干风”的要求。康生抓住了这个机会，把邓子恢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记录当作了一张“王牌”。邓子恢在这次讲话中直接批评了“大跃进”时期农村中的一些“左”的错误。这样一来，邓子恢就被当成了批评的目标，又一个敢于说实话、办实事的老共产党人受到了打压。
1962年，人们找不到张闻天有任何“翻案”的证据，于是就翻出了老账，抓住他在庐山会议上坦白提到的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谈话，再加上所谓的“勾结外国势力”的问题，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追查，最终对他进行了立案审查。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被提升为中央书记处的成员，不久后他还担任了审查彭德怀和张闻天案件的副主任。从那时起，张闻天的生活变得非常艰难，他失去了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所有待遇，不能参加任何中央会议，也无法阅读任何中央文件，被迫不断地进行检讨，面对那些无法说清楚的“反党”指控。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闻天经历的最大困境是康生强迫他为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案作假证。那时他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要么配合诬告刘少奇，声称以前的中央并不知情，是刘少奇背着中央行事；要么说实话，表明这件事是经当时的中央批准的。但说实话的话，会被认为是反对无产阶级领导。
张闻天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独自承担这件事的责任：是我批准的，当时我是中央的总书记。康生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在张闻天给他的一封信上批注说：“张闻天又要耍弄骗人的把戏”，“必须坚决反击”。然而，张闻天面对康生派来的人说：“要整治就整治我吧，我不能说谎，冤枉别人。”
那时有人指责张是想“推翻毛主席”，张解释说：“谁会想推翻毛主席呢？就算想推翻也做不到！”“大跃进的问题只有毛主席能纠正。”但之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继续追究这件事。到了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批判所谓翻案风时，这件事成了康生等人批判张闻天的主要依据，并因此设立了专案。
这段对话出自1962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西南组会议记录，当时康生在批斗张闻天时，就所谓的“斯大林晚年”问题提出了许多质疑。
有人提到毛主席和斯大林晚年的相似之处，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比较呢？
张闻天说：我们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现在回想当时我说的话，主要还是说主席好。我说主席很英明，善于用历史经验，功劳大，威信高。但我也说了一些主席的坏话，比如主席整人很厉害，对人用点“权术”。这样可以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
康生，你这次又在批评主席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观点，而且说得轻描淡写。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怎么能用这么恶毒的话来攻击他呢？你这是在反对毛主席，那你到底站在哪边呢？你是不是站在了敌对的资产阶级那边？
如今，距离那时已近四十年，人们回顾这段对话仍觉得颇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