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届六次全会的时候,教员说:
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老四、高麻子、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
其他人不是我们能聊的,那戴季英到底干了啥?让还算宽厚的他这么讲。
戴季英是湖北红安人。
大家都知道红安是大名鼎鼎的将军县,走出来了两百多位将军,其中上将就有8位。
有人说,戴季英要是一直在军队,55年授衔的时候,高低得整个上将,因为老戴的资历够老。
不好意思,老戴他压根就没等到55年。
52年的时候,因为觉得职位匹配不上自己的能力,向中央要官,被办了。
55年授衔的那年,老戴已经和张老四、高麻子并列,成了不可救药的那一类。
戴季英的事儿,往上巴拉,能聊到董必武。
大家不要误会戴季英和董必武有啥直接关系。
是戴季英的父亲戴寿云和董必武有关系。
董必武大家都知道,元老嘛。
北京有李大钊、上海有陈独秀,武汉有董必武。
李大钊大家都知道,被张作霖杀了,至于陈独秀,一言难尽。
只有董必武等到了革命胜利。
戴季英的父亲戴寿云是个知识分子,和同为知识分子的董必武惺惺相惜。
董必武在武汉办学校的时候,戴寿云的二儿子戴季伦在湖北一师上学。
戴季伦在父亲的朋友的影响下,成立黄安早期的领导人之一。
戴季英在二哥的影响下1926年入了团,1927年入了党。
妥妥的革命家庭。
我们之前说过,27年光头在上海杀的人头滚滚、老汪在武汉有样学样。
如果这个时候还能入党,那必须要给他竖个大拇指。
比如连媳妇都不要的老郭,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入的党。
黑老郭其他方面可以,但是这方面老郭确实是没得黑。
就当要把戴季英和老郭归到一类的时候,仔细一看,戴季英是27年2月入的,那算了吧。
2月的时候大革命如火如荼,生在一个革命家庭,还和董大佬能攀上关系,这都不入,那我们这动员能力也太差了。
戴季英入党没多久,就赶上了黄麻起义。
党员老戴成了黄麻起义总指挥部的成员。
重点提醒,只是成员。
44年戴季英自己写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的时候,还说黄麻起义的总指挥是吴光浩。
或许因为戴季英是82年被解除监禁的,刚放开有点嗨,哥们喝了二两,说:
“总指挥和党委书记是戴季英,起义中心是黄安,办事全靠我的工薪三十元。”
如果说82年这次哥们是喝了二两,那88年绝地是喝了半斤,说: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政局大变,中央省委从武汉调出一批共产党员去外地为进行起义的领导,我是其一,我被派遣去黄安参加两湖起义、秋收起义。”
“我领导发起了这一大块工农联盟。依靠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起义,打下了黄安县城,歼灭了敌人,完全胜利成功。夺取黄安县城,这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所有的第一座县城。”
“当在两湖起义时,毛先生在湖南有万余军队的武装,为领导发动平江起义的主干力量,毛先生领导失败了,被平江敌军一个营三四百人完全打败,消灭了,我在湖北黄安赤手空拳,与毛先生在湖南平江同时,我比他早七天领导发动了以黄安为中心的黄麻农民起义,完全胜利成功。”
“毛先生在湖南平江领导起义完全失败了,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真危急,而我在湖北领导的揭竿起义的伟大胜利支持了两湖起义的局势,为两湖起义的支柱,为全国继续秋收起义开辟了道路”。
也就是运动结束了,这话但凡早个几年讲,后果大家自己琢磨。
黄麻起义失败后,剩下的部队改编成了第七军,后来被“顶替”了的吴光浩是军长,戴是党委委员。
张老四还没去鄂豫皖的时候,那边成立了鄂豫边特委,戴只是候补委员。
张老四刚到了鄂豫皖之后,戴季英是和他唱反调的。
张老四觉得苏区的生存不应该只靠外出打土豪,要进行节约生产种植早熟作物解决苏区的粮食问题。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曾中生和戴季英私下嘀咕,看来这个也是个水货,种地谁不会?。
张老四是个谁?能受你这气?
作为当地干部的戴季英不把我老四放在眼里,那就来保卫局工作吧。
刚好保卫局审讯科还缺了个科长,脏活累活也得有人干不是?
张老四在苏区说过这么一句话:
“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
咱们的审讯科长戴季英这下不嘀咕了,是心里打鼓。
知识分子,咱不就是知识分子吗?
啥也不说了,干巴吧。
他的保卫局的同事丁武选是这么回忆的:
“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戴季英同志最了解,……审讯在西关外一个小院子里,一 九三一年十月,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等红军将领都是那时杀害在此处的。那时戴季英带着 几个人到这里审讯许等,被害在这所院子里,将他们用绳子勒死的。保卫局一个勤务员来通知 叫我们一个班的人把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等几个人的尸体抬到西门外一个山沟里埋掉。回 来后,我几天都没吃好饭,回想起那时的事,心里就不好受”。
“肖方、许继慎、方英、熊受暄、周维炯十几个高级干部是1931年古历八、九月间被害的。头天晚上执法队都把他们一个一个叫出去,我在放哨,没有见送回来。第二天晚上,我们一个班都叫去了,两个人拿一根毛竹抬尸首,一看都是我们看守的‘犯人’。他们都是用绳子勒死的,脖子上有印子,十多个尸首都放在新集西门外,一个门朝南,跟戴季英的一个院里的一间房里。当时我们把尸首埋在西边山洼里。这是千真万确的,以后知道这是 被张国焘肃反杀害的。当时戴季英担任省保卫局审讯科科长,前几年,我一次在北京开政协会 议时,徐向前元帅也证实戴季英当过保卫局审讯科长。徐帅说:‘张国焘带我到保卫局审讯科去看过,并在审讯科见到了戴季英’”。
红四方面军反围剿失败撤出苏区后,戴季英被留在了苏区。
后来留下来的人员重建了红二十五军(戴季英是参谋长),也就是后来的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戴季英跟着红二十五军到了陕北,跟朱理治他们差点老太爷给活埋了。
戴季英在陕北的肃反其实在还没到陕北就开始了。
红二十五军到鄂豫陕边的时候,光头哥让湖北、河南、陕西的部队进行围剿。
陕西这边是杨虎城。
由于刘志丹和杨虎城一直在私下勾兑,有协议,所以杨虎城派出去的是警备三旅。
警备三旅一共有2000多了,有200人是党员,连上还有支部。
杨虎城觉得警备三旅这么多党员,应该不会有啥问题。
张汉民(党员)得打杨虎城的命令后,就一直在红二十五军后边吊着。
甚至就在佯装追击的过程中,徐海东还忙里偷闲的让杨虎城提供了陕西的军用地图和药品。
徐老板也是会顺着杆子往上爬,见杨虎城这么敞亮,说杨将军电台能不能搞几台?
杨虎城虽然嘴上说,兄弟你不要太过分。
扭过头就让下边的人去上海那边采购电台。
但是戴季英觉得张汉民跟了杨虎城十来年,并且一直不和组织联系,肯定叛变了。
然后就安排人伏击,把张汉民的部队给突突了。
杨虎城知道后,叹气道这么狠。
戴季英这边俘虏了张汉民一千多人,问谁是党员?
张汉民带头说我是,后边一下站出来了二十多人。
戴季英拿着马鞭,边走边拍,很好,都是叛徒。
突突了。
突突了之后,戴季英知道了一件事,让他自己犯了难。
这个张汉民和陕甘边刘志丹关系不一般。
提心吊胆的戴季英到了陕北,破局的方法来了。
经过十来年的磨合,刘志丹和谢子长在陕北达成了平衡,
红25军的到来,打破了陕西刚刚建立起来的平衡。
当时朱理治正在琢磨怎么收拾刘志丹,刚到陕北的戴季英说朱书记,这个我在行,我来。
先是抓了陕甘边组织部长蔡子伟,再是张文华、黄子文、江旭和李西萍。
一顿严刑拷打,戴季英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拿着东西抓了陕甘边书记张秀山。
重要人物必须着重对待,上来就是辣椒水灌鼻子。
后边就顺理成章了,高麻子、刘子丹、老太爷一个人都跑不脱。
还好,中央红军及时赶到,上演了场刀下留人的戏码。
抗战爆发后,戴季英去了新四军干了高敬亭的副手。
七大后,回延安学习,一学就是四年。
44年底时候被派到河南干上了河南区书记。
建国后,曾经的河南区书记只干了个开封市委书记。
“老资历”的戴季英连续和四任河南书记都不对付。
两个原因,一个是戴季英觉得他们资历都不如他,省委书记该他老戴干。
再一个就是西北高干会的决议不对,要省委给中央打报告推翻之前的决议。
市委书记干了两年,51年的时候,终于绷不住了。
给教员写了封信,要干中央委员、河南书记。
教员批示:
“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52年《人民日报》刊载了《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上边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一方面他要省委解决他的历史问题,要省委对他历史上的错误结论重新估价(就是说推翻中央的结论),这曾遭到省委的严厉的驳斥。另方面他又不满地在下边乱说乱道,说什么‘他一讲党史,别人就会垮台’,他说不同意中央对他所犯错误的结论”。
之后,戴季英被判了15年,本应该在1975年出狱,但是碰见了那啥,一直到1982年,戴季英才被解除监视。
84年通过红25一帮老同志的努力,恢复了党籍和待遇。
1997年,92岁的戴季英病逝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