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群等，关光烈居中。

迟泽厚，曾任黄永胜秘书，并曾担任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及动员部部长。

关光烈，曾担任林彪的秘书，并曾是原43军127师的政委。

初识关光烈

据我所知，关光烈在林彪麾下担任秘书的时间，堪称最长。

我与关光烈，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自野战部队转调至中南军区机关。然而，他任职于军区政治部组织部，而我则担任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辅佐参谋长黄永胜。由于我们分别居住于不同的院落，且工作并无交集，因此并未相识。

1955年，中南军区的主要力量被重组为广州军区，黄永胜荣任司令之职，陶铸则担任政治委员一职。

我军领导体系实行的是党委集体领导与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陶铸虽然担任军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但鉴于他主要负责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职务，军区党委的日常活动便由第二书记黄永胜负责主持。

依照传统党委运作机制，政治机关承担着主要职责。关光烈被委以重任，担任军区党委秘书，主要负责会议通知及会议记录工作。黄永胜下令召开会议，我便负责通知关光烈，而他则具体负责会议的落实工作。

军区党委常委办公会召开频率之高，有时甚至每隔个把月，或者十天八天便举行一次。我与关光烈间的交往因而变得十分频繁，我们交谈甚欢，彼此投机。在那个运动频仍、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非议的年代，我们之间无需相互防范。

林彪和Ｗ秘书的一段插曲

1959年1月，关光烈被任命为林彪的秘书。此次人事调整实属偶然，甚至带有一丝不可思议的意味。

自1950年代中叶起，林彪每年冬季皆赴广州避寒，停留时长往往达一两个月，有时甚至更久。为此，他还特意为叶群在广州市政府谋得副局长一职，林立衡与林立果姐弟则得以在军区大院旁的八一小学就读。

1958年12月，林彪携全家再次踏上南下的征程。起初，他们在广州短暂逗留。随后，林彪夫妇移步至海南岛最南端，入住榆林要塞区的元帅府。新年伊始，他们重返广州，于白云山军区的鸡颈坑招待所的一号楼安顿下来。

林彪彼时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第六，然而鉴于他当时正休养治疗，中央并未对他做出具体的职务安排，因此他仅配备了一名秘书。

这位秘书姓Ｗ（此秘书为吴欣峰——编者）我来自上海警备区，主要负责文件的收发以及林彪将军日常生活的管理，大体上扮演着行政秘书的角色。1958年，在彭德怀元帅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我有幸与他有过一次接触，总体印象尚可。

林彪的身边并无年轻的女职员，然而，据有人反映，在海南期间，W秘书与招待所的女职员间流露出了几分轻浮之举。

林彪素来寡言少语，日常秘书事务多由叶群打理。然而，此次他却罕见地提起了兴致，将W秘书唤至面前，指出他近日“颇有轻浮之态”，并叮嘱他需严格自律。

林彪的发言可谓是把握得恰到好处：首先，他选用“轻浮”一词而非“轻佻”，从而在问题的定性上有所区分；其次，他强调这只是“苗头”，尚未成为既定的事实。

未曾料想，秘书的回应令在场的每一位知情者无不感到震惊与困惑，他骤然提高嗓门，大声疾呼：“你这是诬陷！”

林彪未曾预料到，昔日的百万雄师统帅竟遭遇了一位小秘书的顶撞。他一时愣住，随即怒不可遏，大声斥责道：

“你竟还未接受教育，请速离开，此处不再适合你继续工作！”

不料，那名秘书竟回以一句出乎林彪意料的话语：

“你不是国防部长，无权如此！”

林彪怒火中烧，几十年间，党内军中，竟无人敢对他如此无礼！他一时间竟语塞，唯有指着W秘书，手指剧烈地颤动。

“你，你，你快走！”

林彪与W秘书之间的激烈争执，震动了大楼内的所有工作人员，众人纷纷涌出。由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紧急派遣的保卫干部陈维纲，迅速将W秘书带至楼外，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即刻向上级进行了汇报。

在安抚了因怒火中烧而头脑昏沉的林彪一番后，叶群随即向军区首长报告了相关情况。

此刻，司令员黄永胜正于高等军事学院潜心学习，而军区日常工作则由政委刘兴元亲自掌舵。在向刘兴元简要汇报了相关情况后，她提议为林彪挑选一位得力的秘书。

刘兴元不敢有丝毫懈怠，随即命令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即刻将数位顶尖秘书的档案送至叶群处，以供其挑选。在这批档案中，关光烈的资料亦在其中。叶群的目光很快便锁定在了他的档案上。

接下来是面试环节。关光烈仪表堂堂，面容和善，聪慧敏捷，学识渊博。他不仅拥有机关工作经验，还曾担任连指导员，对基层情况了如指掌；而且，他出自全军历史最悠久的127师，该部队的前身为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战功显赫，被誉为“铁军”，林彪也曾在此部队服役。

林彪与叶群均表示满意。于是，关光烈脱颖而出，荣幸地成为了林彪元帅的贴身秘书。

他投身于此已近七年时光。起初的一年，他身边仅有一位秘书相伴。

1959年9月，林彪同志身兼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以及国务院副总理多重职务，接棒在庐山会议上被指为“反党集团”首脑的彭德怀元帅，同时肩负起国防部长之重任。

关光烈提及此事。

自庐山返回京城，踏入毛家湾的胡同，我赫然发现这里增派了众多便衣警卫。自担任国防部长以来，待遇果然迥然不同。

为满足工作需求，“林办”应运而生，并相继引进了多位秘书人才。“林办”的主任一职，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叶群的肩上，而关光烈则成为了“林办”秘书团队的领军人物。

1965年，关光烈以一理由为借口，申请前往部队工作，此举得到了林彪与叶群的同意，准许他离职。他重返广州军区，并被安排至127师担任副政委一职。三年后，他晋升为该师的政委。至1969年底，127师所属的43军接到命令，需迁移至河南省洛阳市驻扎，并正式纳入武汉军区的管辖之下。

陷入林立果团伙包围

他未曾料想，正当他在师政委的职务上业绩斐然，赢得了军区众多领导的青睐之际，一场政治上的危机正悄然逼近，对他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1971年9月8日，关光烈正于军部参与党的代表大会，忽闻林立果自北京来电，声称“首长”有要事相商，急令其即刻赴京。

自关光烈自“林办”离职以来，便与其断绝了往来。他已远去多年，加之此次召见显然违背常规，他究竟被召唤去执行何事？

然而，他不得询问。他向军政委王文德汇报了此事，王文德虽亦觉事态颇为可疑，但副统帅的召见，他却不得不前往。

关光烈一到北京，就发现事情糟了，林立果是在打着林彪的旗号，干非法的冒险勾当。他陷入了林立果一伙人的包围之中。

林立果向关光烈透露了部分“底细”，随之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从127师调配喷火器、40火箭筒，以及获取100套陆军制服等。然而，关光烈对此一一以借口推脱。

两天后，林立果见其依旧毫无合作之意，无奈之下，只得命人为他购置了一张软卧车票，将他送上火车，任其离去。

他重返部队之际，“九一三”事件不幸爆发。起初，他如同众多同级干部一般，对此事浑然不知。他亦未曾向他人透露此次进京的经过。由于他未曾主动提及，旁人，包括军队的领导层，自然也就没有过问，这符合当时的惯例。

一人做事一人当

历经岁月沉淀，43军领导终迎来上级的正式通知：命令127师师长张万年即刻执行重要任务。（上将，军委副主席——编者注）与关光烈同行前往郑州，旨在出席一场至关重要的会议。

抵达郑州之际，方才得知，此行系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以武汉军区政委的身份，亲自与他们进行了一次个别交谈。

刘建勋与张万年先行交谈，交谈过程并不冗长，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在与关光烈的交谈中，我向他提及了林彪在发动武装政变失败后，搭乘飞机逃往国外的往事。我要求关光烈详尽地描述他在北京所参与的活动，以及林彪向他下达的具体指示。

关光烈如实所述。

刘建勋心中始终存有一丝疑虑，总觉得尚有未言之事。他不断敦促张万年放下心中的疑团，坦率地予以说明。同时，刘建勋对张万年的态度及其动向亦表现出极高的关注，屡次向关光烈探询，是否曾将前往北京的详情告知张万年。

关光烈感慨道：“连我自己的妻子都不曾告知，我又怎能向他透露？”

这才不再问了。

在我与他谈论这一话题之际，他坚定地表示：“我一人承担一人之责，绝不敢攀附他人，胡言乱语，伤害无辜。”

关进秦城

关光烈随后被转至北京。

在负责“九一三”专案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与其多次交流后，纪登奎确认了光烈已将事情全盘托出。他鼓励光烈安心，强调此事并非仅关乎他一人，并计划在恰当的时机公布，将他与其他涉案人员一同予以解脱。

他被分配至西山亚洲疗养院居住，那里对他的管理颇为宽松，生活环境与饮食质量亦颇佳。他渴望早日重返部队，早日与亲人重聚。然而，未曾想，此后竟杳无音信。

在“四人帮”被推翻后，关光烈心中暗想，或许是前些年被“四人帮”所影响，这次他的困扰应当得以解除。然而，未曾料想，不久的一天，他竟然被强制押送至秦城监狱，他的身份骤然间由普通公民“升级”为一名真正的囚犯。

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令关光烈陷入了绝望与迷茫的深渊，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疾病的侵袭，他似乎在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

经过一段时间的闭关，他在河南的妻子得知了他的行踪，遂提出探望的请求，并得到了相应的许可。

妻子携同两个孩子抵达秦城。关光烈现身时，两个孩子无论如何都难以将眼前这位形容憔悴的老人与记忆中的父亲相匹配。他们战战兢兢地轻声向母亲询问：“这真的是爸爸吗？”

那时这位母亲的心情是怎样的？她该如何回应孩子的问题呢？

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同伙”

在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新领导集体正式宣布，将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公开审判。在北京，负责审理这两个集团的主要犯罪分子的任务交由当地法院承担，而至于内定的60名“同伙”，则将由他们各自曾经工作过的单位负责处理。

关光烈被召回武汉军区，其名字位列该名单的第44位。

关光烈接获通知：他涉嫌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武装政变，罪行严重，将依照法律程序，对他进行即将到来的审判。

1981年1月，随着北京“两案”的宣判落幕，武汉军区机关亦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对关光烈进行了相应的审判。

在通知关光烈出席宣判之际，关光烈预感到自己或许将经历一个被戴上手铐、随后在宣判结束后被解除手铐的程序。面对办案人员，他表情严肃地表示：

“我存在的问题，各位自是心知肚明，我的品行，亦无需多言。若真要让我戴上手铐出庭，届时可别怪我让场面变得尴尬！”

关光烈竟未佩戴手铐步入法庭。他的判决结果是十年监禁。

我询问关光烈：为何恰好是十年监禁？

他说：“因我关了近十年。”

出狱后开店谋生。

出狱后的关光烈，军籍、党籍、职务、级别四者俱失。在狱中关押期间，由于未获正式定罪，他仍享有工资待遇。扣除期间的伙食费与零花钱后，每月尚能余下一百多元。十年累积下来，这笔钱数已达一万多元，这在当时可称得上是一笔可观的数额。

关光烈向相关部门追询该笔资金的去向，得到的答复是“已上交”。显而易见，上交的资金是无法退还的。起初的数年，每月仅能发放60元的生活津贴。

他的妻子，一位曾在解放战争时期应征入伍、自尊心极强的老兵，于1954年，随着中央军委的安排，大批女兵转业之际，她选择在广州轻工业学校深造了四年，专攻酿造技术，最终成为了一名专业干部。

她原本居于127师家属区，自关光烈遭受审查之后，她不愿承受旁人异样的目光，便带着两个子女迁往了工作所在的学校居住，从此再未踏入营区一步。

她起初担任了数年的小学教师，随后又转向中学教育领域。在关光烈被安置于洛阳之后，恰逢当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她的专业技能得到了认可，进而被委派至洛阳的一家啤酒厂，担任厂长的职务。

为了谋生，关光烈在龙门石窟周边开设了一家古玩店，主要面向外国游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存在逐渐被周围的居民所熟知，他们对他抱以友善，并慷慨地给予他种种援助。

众多外国游客中，日本游客造访龙门的人数尤为众多。他们对我国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关光烈先生精通日语，且口才出众，他对历史和艺术亦颇有造诣，因此他的生意颇为兴隆。

1987年7月，我踏上了前往西藏的旅程，专程为在早年平叛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战友们扫墓。归途之中，我特意绕行至洛阳，以期一睹老友关光烈的容颜。我造访了他简朴的居所，并参观了他经营的那家文物商店。

自“9.13”事件爆发以来，关光烈被囚禁长达十年。刑满释放后，他在洛阳龙门石窟周边开设了一家古玩店。这幅照片摄于1987年，记录了关光烈（图中左侧）在自家的店面里欢迎客人的情景（摄影：迟泽厚）。

鉴于我们是在劫难余生后初次相见，我担心触碰到他的伤痛，便有意避谈“九一三”事件的往事。然而，他似乎比我更加豁达，以轻松戏谑的口吻对我说：

“老迟啊，我现在经营着一家小店，无拘无束，感觉真是棒极了！若是在早年就有这样的政策，何须当年那般提心吊胆，忍受那些洋罪，到头来还落得个不得其所！”

他实则是在以正话反说的方式予以慰藉，但这反而让我心中更加苦涩。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两年时光匆匆而过，他应昔日挚友的盛情之邀，携夫人一同重返广州。他的声名远播，旧识与昔日部众众多，他南下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在广州传扬开来。湛江、海口，乃至广西的诸多城市，那些旧日的友人、曾经的部下，亦纷纷得知讯息，纷纷邀请他前往共聚。

他擅长书画艺术，因此求字求画于他的广州人士络绎不绝，使得他应接不暇。

在这段期间，我与他进行了一番深入的交谈，他将陷入那场政治风波的始末娓娓道来。

在2002年5月，我再次踏足洛阳，专程探望关光烈。首先，我造访了他的住所，而短短两天之后，关光烈也回访了我的居所。每一次的会面，我们都不拘小节，畅谈至深夜。

此刻，我已与众多“九一三”事件的亲历者有所交流，并研读了一些常人难以触及的资料，这使我对于该事件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

为了对这场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却因人为因素而显得扑朔迷离的政治事件进行更深入的剖析，我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不乏一些敏感议题。他始终坦率地分享了他的见解。

林彪宣传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