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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故宫文华殿之南，一排古建筑群曾为清朝内阁大堂及内阁大库的所在地。
内阁之库，专司收藏各类文献档案、卷帙浩繁的实录以及详尽的起居注等宝贵资料。而内阁大堂，则为起草与传达皇帝诏令、审阅官员呈递的各类题本文书之处。文书经内阁大学士们批准后，方得以递呈皇帝御览。
鉴于清朝实行满族、蒙古族与汉族共治的局面，内阁大堂内部亦划分了汉本房、满本房及蒙古房，各职能部门均设有独立用于处理政务的专室。
汉本房以汉字记录题本，满本房则采用满文进行书写，而蒙古房则是负责将蒙、藏、回等民族的文字进行翻译之处。
满、蒙、汉三族共治江山，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实属罕见，唯有在清朝得以实现。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何清朝能够将本应势不两立的三大势力融合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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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此问题，我们不妨从地理环境的视角出发，逐步进行深入剖析。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长城沿线见证了农耕汉人与草原游牧部族之间深度交融的景象。
位于最西端的敦煌与张掖，不仅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关键枢纽，更坐拥丰富的耕地资源。它们地处西域、河西走廊、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的交汇之处，因此吸引了众多势力在此汇聚与交融。
大同地处中部，与北京毗邻，二者皆紧靠雄伟的长城，且分别坐落于山西、河北的北部边界。因此，大同与北京成为了汉族与游牧民族深度融合的交汇之地。
大同，自汉朝始便成为匈奴、鲜卑、突厥南下的战略要地，继而又被契丹、女真所据，由此直接催生了当地较高的混血人口比例，从而衍生出“大同出美女”的佳话。
最东为辽东。
在大兴安岭周边，渔猎部族世代栖息；而在通辽、赤峰一隅，游牧民族悠然放牧。沈阳与锦州之间，则是农耕的汉人辛勤耕作。这些不同的族群，长久以来在辽东这片土地上相互交织，使得辽东亦成为三股势力交汇的焦点。
明朝辽东有三方势力。
首先，是源于渔猎文化的满洲族群，他们源自遥远的深山密林；其次，是漠南蒙古，其核心力量是驻守于通辽地区的科尔沁部落；再者，则是汉族，其根源可追溯至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开辟辽东之际，迁往当地定居的汉人军户。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努尔哈赤崭露头角之际，便着手一方面征讨满洲各部落，以武力手段将之统一融合，另一方面则致力于联络和团结辽东地区的汉族人民。
关于满洲各部的叙述，自无需赘言。毕竟，他们同出一源，拥有共通的语言与生活习俗。一旦在沙场上取得胜利，便能够迅速融合为一股力量。
汉人之所以愿意投靠努尔哈赤，实因万历年间，派往辽东征收矿税的太监高淮行事荒谬，致使辽东地区民怨沸腾，时人称之为“高淮乱辽”。在此背景下，无路可走的汉人开始寻求新的生存之路。
努尔哈赤慷慨解囊，对待前来投靠的汉人，无不按人口分配数十亩耕地，并提供住所、种子、牛驴以及农具等必备物资。如此一来，汉人得以安顿下来，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汉人须纳税及服役。
《清史稿》里记载道：太祖挥师征战于大明，使得明王朝边陲的吏民纷纷归附，将其中健壮的男子登记入伍，编为军队。
此语暗示，自努尔哈赤崭露头角，其统率的军队便以满汉合璧著称，其中汉籍将领中，地位最为显赫者莫过于原明朝抚顺游击李永芳与广宁守备石廷柱，他们均深受努尔哈赤的信任与重用。
公元1633年，孔有德与耿仲明，昔日效力于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于袁崇焕将其处决后，遂无立足之地。无奈之下，二人只得向皇太极俯首称臣。
皇太极下令由济尔哈朗与阿济格率军迎接，并将他们安置于东京辽阳城内。
同年，皇太极擢升明朝降将马光远担任总兵官一职，而王世选与麻登云则被封为三等总兵官。此外，马光贤、孟乔芳等一批明朝降将亦被赋予相应的官职。
在公元1634年三月，尚可喜选择了归顺，随即皇太极委以重任，任命他为总兵官，负责海州的防卫。同年，皇太极举办科举选拔，最终录取了刚林等十六位才子，授予举人称号。
于是，三顺王及众多汉籍将领、农夫与学子，纷纷归附于清朝的旗下。
为有效治理汉民，皇太极擢升佟养性，使其成为汉人社区的领衔代表。
《清史稿》记载，佟养性原为满族出身，姓佟佳氏，然而其早已彻底融入汉文化，于辽东抚顺之地安家落户。当努尔哈赤登基称汗、改元天命之际，佟养性预见努尔哈赤前途无量，遂毅然投身其麾下。
为争取佟养性的支持，努尔哈赤将爱女许配与他，使其成为尊贵的“额驸”，并委以三等副将之职。不久，因战功显赫，他被擢升为二等总兵官。
鉴于佟养性身为额驸，与爱新觉罗家族尤为亲近。加之其已充分汉化，与汉族人士交往亦更为融洽，因此，皇太极特地任命佟养性为昂邦章京，专司处理汉人事务。
“汉族军民各项政务，均交由尔等总理，各官员须受其节制。”
“汉族军民各项政务，委以额驸佟养性总理，其余官员均须遵其节制。凡有势力之豪强，若胆敢违抗不从，不仅是轻慢了佟养性，更是对国家体制的轻视，对法律法规的亵渎。”
从这些任命来看，佟养性实则担当起清朝内部汉人势力的总代言角色。
在入关之前，清朝就已展现出满汉文化交融的深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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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满蒙联盟，实质上是由满洲与内蒙古诸多部落所构成的联合，而更精确地讲，则是满洲与内蒙古的科尔沁部之间所建立的紧密联盟。
科尔沁部源于成吉思汗二弟合撒儿。
成吉思汗在崛起之后，将呼伦贝尔广袤的草原以及外兴安岭地区封赐给了自己的二弟合撒儿，使其成为了蒙古帝国东部诸侯王之一。
步入明朝正德年间，蒙古的达延汗立志重振蒙古雄风，恢复成吉思汗的辉煌业绩。或许是出于对达延汗的忠诚，或许是因避战乱之苦，达延汗麾下合撒儿的后裔之一，率领着十余万部众，向南迁徙。
此部落定居于通辽，正是著名的科尔沁部族。
在努尔哈赤基本统一辽东之后，若欲进一步发展壮大，便不可避免地需与明朝开战，进而向长城以南拓展势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努尔哈赤面临两条必经之路——
辽西走廊以山海关为中心，属明朝。越过山海关，便可逐步接近明朝的都城周边要地。
以通辽为中心的内蒙古广袤草原，隶属于科尔沁部落。而且，凭借西辽河的水道，沈阳得以直航至通辽。由此继续西行，沿西辽河一路前行，可达赤峰与承德。若顺着西拉木伦河深入，更是能抵达乌兰布统及锡林郭勒等地区。
山海关与通辽，堪称开启清朝兴衰之门的钥匙。
相较之下，山海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若与明朝在此展开持久战，不仅耗时费力，清军的后勤补给也将难以维系。
逆向思考，科尔沁部相较于明朝，实力有所逊色，而其地理位置却尤为关键。倘若能够制服科尔沁部，不仅能够洞开辽东门户，更可凭借此优势，循序渐进地征服整个内蒙古。进而，在战术层面，形成对山海关的合围之势；在战略格局上，对明朝形成周密的包围。
在当前形势下，通辽及科尔沁地区的重要性尤为凸显。
起初，科尔沁部落对与努尔哈赤结盟持保留态度，甚至与满洲的叶赫、哈达、辉发三部联军三万，意图推翻努尔哈赤的统治。
努尔哈赤终获大胜，科尔沁部首领的坐骑亦命丧疆场，只得临时更换一匹疲弱之马，方才侥幸逃离战场。
科尔沁部亦深知，努尔哈赤一旦崛起，其势必将向通辽地区扩张，进而征服科尔沁，以打通西进与南下的战略通道。
然而，经历此次挫败后，科尔沁部终于领悟，既然无法与努尔哈赤抗衡，不如归附于他。于是，他们派遣使者与努尔哈赤建立友好关系，自此，“蒙古通使络绎不绝”。
此刻，科尔沁部与努尔哈赤之间仍维持着通使往来的外交纽带，尚未完全融合为一。双方真正达到不分彼此的境地，则有待林丹汗的促成。
林丹汗，作为蒙古大汗的名义代表，他直接执掌察哈尔部的统治权。
面对蒙古内部的四分五裂，林丹汗渴望重振旗鼓，重续成吉思汗的辉煌事业。然而，习惯了自主生活的蒙古各部，普遍不愿再接受一位强势大汗的统治，不愿重返被大汗约束的状态，因此对林丹汗的统一蒙古之举表现出强烈的抵制情绪。
林丹汗未善用努尔哈赤为外援。
在公元1619年，努尔哈赤于“萨尔浒之战”中取得辉煌胜利之际，林丹汗派遣使者携来国书，其内容颇显傲慢。翌年正月，努尔哈赤以国书回应，措辞严厉，指责林丹汗的傲慢态度。作为回应，林丹汗残忍地杀害了努尔哈赤的使者。作为报复，努尔哈赤亦对林丹汗的使者施以同样的命运。
“勿与察哈尔通。”
由此，清朝成功夺取了通辽，为西进和南下的战略通道敞开了大门，而满蒙之间的联盟也初见端倪。
为了强化满蒙联盟，皇太极相继纳娶了五位蒙古出身的后妃——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即孝庄太后）、敏惠恭和元妃（海兰珠）、懿靖大贵妃、康惠淑妃。她们均属蒙古科尔沁部，姓氏均为博尔济吉特氏。
所谓的博尔济吉特氏族，实则不过是孛儿只斤这一姓氏的音译变异。
公元1627年，皇太极下达旨意，委派济尔哈朗、阿济格等将领率军征伐朝鲜。战事结束后，他下令：“留驻一千满洲兵、两千蒙古兵于义州驻防，同时派遣三百满洲兵、一千蒙古兵驻守镇江城。”
这标志着满蒙两族已携手并肩，共进退。其中，大多数蒙古兵均出自科尔沁部落。
公元1632年，皇太极挥师讨伐林丹汗及其所辖的察哈尔部，兵锋自辽河、西拉木伦河一路挺进至归化城，"凡所至察哈尔部众，皆被俘获"，此后，蒙古各部纷纷归附，共同拥立皇太极为蒙古的大汗。
此次对察哈尔部的征讨，通辽之地不可或缺，科尔沁部亦贡献了赫赫战功。
满洲与科尔沁部之间的联盟愈发稳固，而满蒙之间的联盟亦正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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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起兵之初，努尔哈赤便将三百人编为一牛录，作为军事与政治的双重机构。
在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登基称汗，随即着手对满洲牛录进行重新整编。历经八年，努尔哈赤与科尔沁部达成联盟，并据此设立了蒙古牛录。继此之后，又过六年，皇太极对汉军牛录进行了整编。
满蒙汉三方结盟初成。
公元1642年之际，皇太极统帅之下汇聚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以及汉军八旗，总计二十四旗。彼时，可征调的精锐战兵数目，约为十五万之众。
在这片广袤的辽东土地上，满族、蒙古族与汉族的强强联合正式宣告成立。
李自成在推翻明朝政权后，实施了“追赃助饷”的政策。此时，从山海关返回京城，意图勤王救驾的吴三桂，察觉到李自成未能保障旧贵族的权益，遂毅然打开山海关，剃发归顺清朝。
随后，继通辽的开放之后，山海关亦敞开了它的胸怀，迎接清朝的雄师。自此，清朝得以跨越雄伟的长城，征服中原大地，从此再无阻挡。
可以说，在清朝入关之前，它已然是一个由满、蒙、汉三方势力共同融合而成的成熟政权。在这段历史中，它积累了处理各方矛盾、协调关系的丰富经验。
清朝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一境界，与辽东那独特的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事实上，自古以来，凡是在边塞之地兴起的政权，无不或多或少地展现出胡汉文化交融的特色。
在春秋战国时代，秦国地处与西北戎狄毗邻之地，自秦穆公始，便迅速“开疆拓土，吞并十二国”，将秦国塑造为融合胡汉文化的强大政权。
西晋晚期，慕容一族在辽东之地崭露头角，成功吸纳慕容、宇文、段等众多鲜卑部落，同时安抚汉人流民，并重用汉人世家大族的杰出人才，建立起一个融合胡汉的政权。趁后赵国内动荡之际，慕容氏挥师南下，在中原地区确立霸权。
北魏，南北朝时期的一股强流，以山西大同为稳固的基石，成功吸纳了四十余个塞外游牧部族，由此积攒了南征的雄厚实力，进而挥师南下，占领太原、邺城，从而奠定了胡汉交融的北魏王朝的坚实基石。
可以说，自历代以来，胡汉交融与二元政权的出现，均发轫于长城沿线这一胡汉交往密集的地域。
自近代始，那些能够融汇中西文化精髓的势力与组织，无不源自广州、上海、天津等沿海都市，而从未有来自内陆的势力或组织，能够真正崭露头角，形成气候。
古今同理。
故宫文华殿之南，坐落着那座看似简朴的内阁大堂。然而，它背后承载的，是历经千年的烽火狼烟与战鼓声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