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刚脱险，为何扭头只给何应钦一个冷哼？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一声枪响，蒋介石被扣。

消息传到南京，整个权力中枢瞬间炸锅。就在所有人乱作一团时，军政部长何应钦抛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方案：轰炸西安。

这个命令的目标是什么？是“扫荡叛逆”。

但谁都清楚，委员长本人就在西安城里。这炸弹要是扔下去，是救驾还是“清君侧”？

宋美龄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她很清楚，炮弹不长眼，一旦开火，丈夫的性命就彻底成了赌桌上的筹码。围绕着她，孔家、宋家以及蒋介石的核心亲信迅速集结，形成“主和派”，目标只有一个：通过谈判，把人囫囵个地弄回来。

另一边，何应钦已经迫不及待地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兵遣将，大军压境。甚至不等命令走完流程，就派飞机轰炸了西安周边的渭南、华县。

这架势，究竟是“一心为国”，还是另有图谋？

要看懂何应钦，得翻一翻他的旧账。

就在九年前，1927年，北伐军刚拿下南京，蒋介石就和武汉的国民政府翻了脸。结果，武汉方面直接开除了他的党籍。一时间，老蒋四面楚歌，连自己嫡系的桂军都跟他貌合神离。

当时，黄埔系的军权正握在何应钦手里。

何应钦，蒋介石的“生死之交”。他看到了一个权力真空。于是，当桂系的白崇禧逼宫，要求蒋介石下野时，何应钦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就是一把递出去的刀。

蒋介石被迫下野。

可谁也没想到，仅仅一个月后，蒋介石就杀了回来。冯玉祥、阎锡山这些实力派纷纷通电拥护。何应钦却磨磨蹭蹭，说要“征询前线将领的意见”。最后还是被人劝着，才不情不愿地发了拥护电报。

老蒋复职后第一件事，就是不动声色地削了何应欽的兵权，给了个参谋长的虚职。

后来两人关系缓和，蒋介石甚至暗示过何是自己的“继承人”，何也表忠心说“肝脑涂地亦不悔”。

现在，西安事变爆发，何应钦向所有人展示了他“肝脑涂地”的方式——用飞机大炮对准自己恩主的所在地。

这看起来，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夺权。

但事情的另一面，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何应钦真的有能力在蒋介石死后接管一切吗？

很难。

当时的南京，是一个暂时的集体领导状态。论资历，他比不过汪精卫；论地方实力，李宗仁、阎锡山哪个不比他根基深厚？就算在黄埔系内部，陈诚、胡宗南这些后起之秀也已经羽翼丰满。更别提背后盘根错节的四大家族。

何应钦拿到的，只是一个烫手的“讨逆总司令”头衔，一个临时的军权。他并没有绝对的把握能压服所有人。

再看他的军事行动。

他调动了十几个师，把西安围得水泄不通。但从头到尾，一次大规模的地面总攻都没有。

他叫嚣着要“大规模轰炸西安”，但实际下达的命令却变成了：“只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和赤水车站，进抵西安示威即可。”

这哪里是决战，分明就是武装游行。名为“讨伐”，实为“威慑”。

最关键的证据，来自蒋介石本人。

12月17日，蒋介石在西安写下一份手令，托人带出：“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星期六日之前，万不可冲突。”

18日，何应钦收到手令，立刻宣布停战三日。

如果他真想让蒋介石“壮烈殉国”，这封手令就是一张废纸。他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甚至加大轰炸力度，制造“意外”。但他没有，他选择了听令。

那么，这场看似矛盾的“主战”大戏，究竟演给谁看？

或许，他是在用战争的姿态，逼张学良和杨虎城坐上谈判桌。用军事高压，为宋美龄的和平斡旋增加筹码。这就是“以战逼和”。

然而，权力棋局中最微妙的，从来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当事人的感受。

我们来看看蒋介石的反应，这才是整个事件最精彩的注脚。

身陷囹圄时，他是什么态度？

12月16日，当他听说中央军已经开始进攻渭南、华县时，大喜过望，说：“余闻此语，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

18日，他又说：“甚盼中央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也。”

此刻的蒋介石，像一个溺水的人，迫切希望岸上的人能扔一根绳子过来，哪怕这根绳子有点粗糙，有点勒手。他需要南京的强硬姿态来证明自己没有被抛弃。

但是，当他真的安全飞回南京，一切又都变了。

机场上，文武百官前来迎接。

面对“主和派”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蒋介石恭敬地鞠躬：“让主席受惊了。”

轮到何应钦，这位替他“主持大局”的讨逆总司令，蒋介石面无表情，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冷的“哼”，便扭头走开，再不理会。

为什么？

因为在西安时，他需要何应钦的炮火来壮胆。回到南京，坐在权力的宝座上，他回想起的，只有炮火可能带来的毁灭。

他想明白了，不管何应钦的真实目的是“逼和”还是“夺权”，他的行为客观上已经把自己置于了极度危险的境地。这种“忠诚”，代价太高，风险太大。

信任一旦出现裂痕，就再也无法弥补。

何应钦究竟是怎么想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蒋介石心里那个“疙瘩”，从此再也解不开了。